赵瑾 I 服务: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国际社会新定位

摘  要：从服务经济思想发展史看，人类对服务的认识经历了从服务—服务经济—服务型社会的演变;对服务与经济增长的认识经历了从非生产性—成本病—增长的进化;对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关系的认识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变化。近期国际社会又重新定位了服务在全球价值链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服务思想的历史演变使我们认识到今天人们热议的“再工业化”、“工业4.0”、制造业回归不是对服务业和服务型社会的否定，也不是回到过去工业化的形态，而是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人类生活的新福祉。

关键词：服务经济思想史；再工业化；产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全球价值链

20世纪60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69.56%，服务业就业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超过70%。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内部，一方面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政策，德国提出“工业4.0”;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则认为，制造业毁灭了日本，要摆脱经济长期萧条，日本应该改变产业结构，实现脱工业化，发展以生产率高的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模式。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一方面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的行列，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那么，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达70%，发达国家重提制造业回归，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矛盾还是统一?服务曾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效率低的停滞部门、不可贸易部门，如何认识和评估服务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关乎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更涉及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准确判断以及政府的施政方略。

从服务经济思想发展史看，人类对于服务、服务业、服务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漫长争论过程和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典时期(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泛服务化理论时期(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三产业和后工业化理论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服务型社会和新工业主义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三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和人类的需求不同，对服务、服务业、服务经济的认识也有明显差异。

一、对服务认识的演变:

服务—服务经济—服务型社会

在古典时期，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服务视为非生产劳动，认为固定在物质上可以出卖的商品劳动是生产劳动，不固定在商品上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劳动是国家财富的源泉，生产劳动者在一国国民中占比越大，国家越富裕;非生产劳动者在国民中占比越大越贫穷。

20世纪60年代，维克多·富克斯(Victor R. Fuchs)依据美国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不从事食品、服装、房屋、汽车以及其他有形商品生产的情况，首次提出服务经济，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个由工业经济进入“服务经济”的国家。他还预言这种“革命性”变化会对劳动力、妇女作用、工会、教育和行业组织产生较大影响，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人们的健康甚至信仰，即“人们在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技术以及他们生产和分配生活用品的方式时，也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在此，虽然他谈到了服务经济的来临对社会的影响，但其分析的重点是服务经济，没有提出服务型社会。提出服务型社会或者后工业化社会并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在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他首次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认为后工业社会由三个要素构成:在经济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技术上，是基于科学的新型工业核心;在社会学上，意味着新的技术精英兴起和阶层竞争新原则的到来。“如果工业社会是由标志着生活水平的商品数量来界定，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由服务和舒适度计量的生活质量来界定，如健康、教育、娱乐和艺术。”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人与机器互动;消费模式将经历新的变化:由经济模式下大规模消费工业品向社会模式下共同消费服务转变。

在人们普遍关注后工业化社会来临的同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国际上又出现了新工业主义和再工业化的浪潮。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国家战略，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以促进制造业回归;德国构筑了“工业4.0”战略框架，提出了四大主题，即智能生产、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服务;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提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大重点领域。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明确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他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在发展速度上，它与以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不同，呈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技术正给我们的经济、商业、社会和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在影响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国家、公司、行业之间(和内部)及社会所有体系都将发生变革。对于美国制造业回归，也有反对意见，国际竞争力研究权威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服务业才是高附加价值产业，而不是制造业。正因为产品制造本身的附加值低，所以产品制造在中国和泰国完成;如今制造业的服务功能才是高附加值所在，也是使美国在劳动力和环境方面保持优势的原因;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认为“制造业必不可少”的观念，这种观念确实有问题，因为它扭曲了我们的思维。

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是否意味着未来人类将偏离服务型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显示，传统的工业生产是“大规模生产、生产型制造、要素驱动”，而当代的“工业4.0”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创新驱动”。制造型企业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融入增值服务，服务型制造是“工业4.0”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对美国制定“再工业化”政策具有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和威利·史(Willy C. Shih)也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实际界限是模糊的。如果美国真想靠知识型工作和创新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那么服务业与制造业同等重要。德国工业－科学研究联盟交流促进组织成员约翰·赫比格(Johannes Helbig)认为，物联网和服务网在制造业中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如果成功地把基于网络的服务整合进“工业4.0”，将极大地提升这种潜力。

由此可见，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长和人们需求的扩大，人类对服务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将服务视为不创造任何财富的非生产劳动，发展到将服务视为创造价值的服务部门或产业，并随着服务成为一国价值创造和就业的主体，将其视为等同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革命”，或者说人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服务经济与服务社会的来临。这预示着今天人们热议的“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或者说由互联网开启的新工业革命是适应了当代产业协同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生产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其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后工业化社会和服务型社会的未来。

二、服务对经济增长影响认识的进化:

非生产性—成本病—增长

从服务经济思想史看，虽然服务在当代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中占主体，但长期以来，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是人们研究关注的焦点，并贯穿于不同发展时代的始终。其核心问题是:服务能否带来财富的增长?与有形的商品相比，无形的服务处于停滞状态或根本没有增长，还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服务在GDP中占比的提高，服务能否带来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国际背景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什么新的变化?……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关乎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更涉及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准确判断，以及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

从目前来看，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非生产性—成本病—增长，形成了两大主流思想:一种观点以威廉·J.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的“成本病”为代表，认为服务业生产率低;另一种观点以乔根森为代表，认为服务业特别是IT产业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1.服务业生产率低:从非生产性到鲍莫尔“成本病”

在古典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服务视为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虽然认为服务是生产劳动，但由于在资本家企业的雇佣劳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考察生产劳动时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生产劳动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劳动。20世纪60年代，维克托·R.富克斯在研究美国经济时发现，服务在产出中的占比已超过50%，或者说服务占据了生产的主体，但与工业部门相比，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比较缓慢。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虽然关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变化方面有差异这个假设得到了数据的证实，但是服务部门的人均产值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某些服务行业的产值被认为是经常等于劳动投入外，其余服务行业的生产率通常都在绝对地增长。”

尽管斯密、马克思、富克斯都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过此问题，但真正引起学界研究和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威廉·J.鲍莫尔提出的“成本病”。他根据生产率增速的差异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两个部门:生产率“进步部门”和生产率“停滞部门”。前者指资本和技术能带来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制造业，后者指资本和技术没有发挥作用空间的最终产品——服务业。一般来说，价格与需求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即需求扩大，价格下降。但他发现，一方面美国服务业产值与就业在GDP中占比不断提高，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另一方面，服务成本(价格)以高于商品价格的速度激增，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日趋缓慢，服务部门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成本病”。随着服务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提高，生产率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将越来越慢。假设停滞部门(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对价格无弹性，且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结果将导致从业人员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从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后期鲍莫尔将其研究拓展到了卫生健康、教育、餐饮服务、图书馆与法律服务、治安保护、汽车修理及许多其他服务。担忧服务业增长的停滞会给政府带来财政困难，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鲍莫尔“成本病”提出后，引发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有人认为，由于计算的错误，服务业并不存在真正的“成本病”。皮埃尔·莫南(Pierre Mohnen)和腾·拉加(Thijsten Raa)认为，由于服务难以测算，而且在技术进步时，服务的质量改善与全新服务的价格也难以正确测算，因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的计算错误。因为服务的价格上涨比官方统计的要少，而全要素生产率比官方统计的更高，因此，服务业很可能并不存在“成本病”。有人认为，许多服务业的生产率高于制造业，不能简单地将服务业定义为停滞部门，如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有人指出，“成本病”建立在孤立研究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忽视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对农业、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等。

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索解决“成本病”的路径和方法。一是改变投入方向，由投入最终产品转向投入中间产品。尼克·奥尔顿(Nick Oulton)认为，在成本病模型中，如果停滞部门仅提供最终产品，那么，经济的投入由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进步部门”转向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将降低经济的平均生产率。但如果诸如劳动力和原材料之类的基础投入从进步部门转向一部分生产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的停滞部门，则将促进经济生产率增长。二是强调通过技术解决，如提高服务最终产品的技术水平，确保停滞服务部门至少保持正增长，甚至提高其增长率。乔·P.迈蒂(Joe P. Mattey)认为，新信息经济将使社会能够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非平衡增长。技术快速变化的全社会收入水平增加本身就包含了治愈“成本病”的良药。三是提高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用其他部门的增长弥补服务业增长不足。四是将服务业产业化，即把制造业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运用到服务业中，通过服务生产、市场推广、客户服务标准化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

2.服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检验服务业的“成本病”，人们开始着手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服务业产业集聚，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伯特·G.格鲁贝尔(Herbert G. Grubel)将服务业分为三大类:消费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和政府服务，通过对加拿大服务业规模、结构和生产率的分析发现:1961—1991年30年间，相对于消费性服务和政府服务的实际产出变化，生产性服务实际产出变化与GDP实际变化之间相关度最高，弹性最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增速最高。同时他也指出，并非所有的生产性服务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在生产性服务中，零售、餐饮、批发、安全等因技术变化率相对较低，且产出相对不变，作为中间投入，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几乎没有贡献;但通信、计算机和交通服务业，因其产出在技术上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低，并广泛运用于通信和计算机行业，金融、会计、法律、广告、信息开发和加工、航运、快递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价格。随着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更多购买这类服务，其服务业的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他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知识资本，随着人力和知识资本在决定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生产率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有关服务业产出增长的担心是错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并不要求政府纠错性的干预，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社会福利并没有造成任何其他负面影响;政府应该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

服务业外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外包业务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研究外包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阿米蒂和魏尚进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外包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1992—2005年期间，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服务离岸外包的贡献率为10%，制造业外包的贡献率为5%。蒂尔曼·施沃勒在准确区分离岸外包、国内外包和国外供应商对国内替代的基础上，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通过研究1999—2008年9个欧洲国家离岸外包、国内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服务的离岸外包和非核心制造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核心业务的离岸外包和国内外包则没有这样的效果。这表明离岸外包可以让企业进一步专注于其核心活动，从而提高生产率。苏拉菲尔·吉玛和霍尔格·高格利用英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1980—1992年英国制造业(化工、机械、仪器工程、电子行业)外包发现:节约成本是企业开展外包的主要动因，高工资与外包呈正相关;外资企业的外包水平高于国内企业;企业的外包强度与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正相关，而对外国企业而言，这一效应更为明显。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研究生产性服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转向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ICT的研究。大量文献研究显示，ICT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生产率。根据OECD(2003)研究，I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大路径，一是通过资本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1995—2001年，ICT投资在人均GDP增长中占0.3%～0.8%。其中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增幅最大，日本、英国居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增幅最小。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强劲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995—2001年，ICT生产促使芬兰、爱尔兰和韩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1%。ICT也在提高美国、日本、瑞典的劳动生产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企业在价值链创造中运用ICT，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提高企业绩效，并通过ICT网络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显示，批发和零售服务部门运用ICT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大量实证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同国家对ICT投资、人员配置以及使用的统计指标等不同，但ICT都促进了经济增长。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研究美国长期劳动生产率变化发现，信息技术是生产率再次提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乔根森和本桥合作研究1975—2003年IT在日本和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现:1995—2003年日本约三分之二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IT生产。科莱基亚和施莱耶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九国的研究也证实，在过去20年，并非只有美国经济增长受益于ICT，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ICT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介于0.2%～0.5%之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贡献率为0.3%～0.9%。

此外，有学者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共生、互动、协同关系。D.C.卡考梅利奥格鲁和波·卡尔松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研究认为，将某些活动(如法律、会计和数据处理服务)从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是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生产性服务业是对制造业的补充和支持。

也有学者从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的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安德雷斯·马洛托－桑切斯和胡安·R.库阿德拉多－鲁尔运用37个OECD国家1980—2005年的数据，重点研究了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对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反，该研究认为: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有积极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行业内部生产率的增长，而非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重新配置;从数量和战略角度来看，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们的研究由关注劳动单一要素投入的分析扩展到全要素分析，由对服务业的整体分析扩展到内部结构分析，以及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之间共生、协同分析，由产业结构的静态分析扩展到结构变动的动态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也应看到，受数据、研究方法所限，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维克多·富克斯的研究，还是今天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化，都无法准确衡量和透视服务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

三、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融合—分离—再融合

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的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如何看待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处于论争和探讨中，并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从服务经济思想发展史看，对其认识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一切皆生产，一切皆服务”

在古典时期，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被视为服务关系，“一切皆生产，一切皆服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产业间融合、经济与社会大融合阶段。1885—1930年，很多经济学家，如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等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描述为服务关系。社会是一个“服务交换的社会”。巴斯夏在1851年再版的《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Economiques)中将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视为交换服务关系。他认为，处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如经纪人、贸易商等虽然不创造物质，但创造了价值。况且，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相互提供劳务，而不能创造物质，所以，正确地说，就相互关系而言，包括农夫和制造工人在内，我们都只是中介人而已。克莱芒·科尔松(C. Colson)也认为服务具有生产性。“生产和形成物质实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论生产过程最终显示为服务还是某种物质实体，由于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为他人提供健康服务的医生和一个农夫一样，都是生产性的。”所有的生产都需要服务: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服务，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是服务。

2.分离阶段:三次产业的划分

1935—1965年，经济学界出现了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三大产业部门的思想，服务与其他部门出现了分离状态。三次产业划分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艾伦·G.B.费希尔(Allan G. B. Fisher)、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e)。1935年费希尔在其代表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The Clashof Progressand Security)中将经济活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矿业。第二产业是将原材料加工转化的产业。第三产业是提供“服务”的种类众多的产业，包括运输、贸易、休闲活动、教育、艺术创作和哲学。他认为，虽然没有第一产业，人类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但劳动力就业会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并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科林·克拉克在其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of Economic Progress)中延续了对经济部门三次产业的划分，但划分的标准与对服务业的界定与费希尔不同，并指出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3.再融合阶段:跨界融合与“互联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通信技术(光缆、无线通信、宇宙卫星等)与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在信息、金融、物流、能源等领域出现了产业融合的新现象，传统的三次产业之间的界线模糊，引发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学界重点研究了产业融合的概念，引发融合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政界更多地关注由产业融合引发的政府管制等一系列问题，如欧委会在1997年的绿皮书中讨论了如何适应产业融合的趋势制定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目标、原则，确立有利于其融合发展的新的政府规制等问题。

对于产业融合，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学者针对产业融合的新现象提出了中间产业的概念，如1.5产业为农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产业，2.5产业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或者说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中间产业)。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在《产业组织理论》(1987)中提出了产业融合现象。李相文(Sang M. Lee)和戴维·L.奥尔森(David L. Olson)将融合视为不同物体或思想的互补性结合，从而形成新的环境。如表1所示，他将融合分为六个层面:部件/产品融合、功能融合、组织融合、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生物/人工系统，并提供了不同层面组织创新的目的与典型案例。

那么，产业融合是一国特有现象，还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短期现象，还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长期影响?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产业融合不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主要发达国家共有的现象。信息技术引发的技术革新及随之产生的产业融合对信息通信业以外的所有产业，如第一产业(农林业、水产业、渔业)、第二产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金融业、教育、研究、图书馆、医疗、保险、福利)都有影响，并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他还预测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经济”将对全球产业带来重大影响。30年后的今天，发达国家提出的数字革命，以及我国提出的“互联网+”进一步认证了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在产业大融合阶段，引发人们对其最大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融合问题。目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是制造业服务化(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即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服务增加核心企业产品的价值，这一趋势几乎遍及所有行业。制造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由仅仅提供“商品”或“商品+附加服务”向“商品服务包”转变。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投入服务化，即在生产要素投入中，由实物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服务贯穿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既包括上游的研发、设计，中游的管理、法律、保险、金融、会计、租赁、维修，也包括下游的广告、运输与分销。(2)产出服务化，即服务创造的价值在企业销售额和利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IBM由单纯的制造商转为“解决方案提供商”后，50%以上的收入来自服务业务。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有12种，包括:咨询服务、设计和研发服务、金融服务、安装和运行服务、租赁服务、维护和支持服务、外包和运营服务、采购服务、知识产权和房地产、零售和分销服务、系统和解决方案、运输和货运服务。其中，主要是设计和开发服务、系统和解决方案、零售和分销服务。安迪·尼利对全球23个国家的1007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研究显示，29.52%的公司提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服务，1.78%的公司似乎是纯服务公司。到2011年，30.10%的制造业企业被归类为服务企业。其中，美国的服务化水平最高，2011年为55.14%，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最快:由2007年的不到1%提升到2011年的19.33%。

二是服务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services)，即服务型企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将许多“工业化”的方法运用到提供无形产品的服务中，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如金融保险业建立在大客户基础上;快餐、住宿等传统服务业通过提供“工业化”、标准化的服务方式，突破了服务业差异化，在全球提供服务。施罗德的研究显示，通过减少各种浪费，服务网成为精益服务管理的推动者，并作为信息服务产业化的技术推动者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本次由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产业融合现象，不同于古典时期三大产业融合限于一国内部的一般现象，而是跨越时空，在世界范围引发革命性、颠覆性的新现象，从人类对产业融合的认识来看，可以说是进入了再融合阶段。

四、国际社会的新定位:

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国际贸易重大变化，促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由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以及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与全球经济报告》(2017)显示，服务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连接作用。在产业高度融合的时代，服务不是孤立的产业，金融、运输、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既是连接农业、制造业的灰泥或黏合剂，也是作为中间投入全面参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推进器”。道罗斯·瑞德尔将服务业视为经济的“黏合剂”，认为服务业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性产业，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谢尔普(Shelp)将服务业视为“灰泥”(mortar)，认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H.格鲁伯和M.沃尔克将生产性服务视为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有利于提高生产率。赫顿将生产性服务视为“推进器”，认为在后工业化社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和传播者，全面参与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发挥着“推进器”的作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的产生需要不同地区生产单位之间相互连接，通常涉及服务链接。这些链接(包括电信、运输、邮递等)增加了最终产品的增加值，因而外包和离岸外包往往会提高最终产品增加值中服务增加值的比例。

二是服务业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作为外包投入，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过程中，服务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是制造业产品生产关键的中间品投入(外包投入)。高质量、低成本、多样化的生产性服务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内部投入，制造产业呈现出“服务为主导”的发展趋势或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

三是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服务，就业的一半以上来自服务，每年新增的大部分就业来自服务。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确保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按照传统的总值统计，服务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但按增加值贸易统计(即涵盖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连接、外包投入和最终产品的作用)，服务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由低于30%上升到超过40%。特别是出口，服务增加值在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全球贸易总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46%)超过制造业(43%)，美国出口中约55%的增加值来自服务业。服务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增强比较优势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服务业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最新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依赖基本服务，如健康、教育、卫生、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和创新等，因此，发展服务经济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服务业改革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五、结论与评述

第一，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达70%，就业的70%也来自服务业，发达国家重提制造业回归，是人类的进步还是落后?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矛盾还是统一?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评估服务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不仅关乎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更涉及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准确判断，以及政府施政方略。

第二，从服务经济思想发展史看，人类对服务的认识经历了服务—服务经济—服务型社会的演变;对服务与经济增长的认识经历了非生产性—成本病—增长的进化;对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关系的认识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变化。在这种演进与变化中，人类对服务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将服务视为不创造任何财富的非生产劳动，发展到将服务视为创造价值的服务部门或产业，并随着服务成为价值创造和就业的主体，将其视为等同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革命——服务经济与服务社会的来临。这预示着今天人们热议的“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服务社会的未来。同时，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表明，制造业回归不是对服务业的否定，也不是回到过去工业化的形态，而是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人类生活的新福祉。

第三，随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国际社会对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链接作用，金融、运输、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全面参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制造，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扩大就业、增强比较优势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妇女就业，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四，随着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作用的增强，未来如何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在加强有效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中，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

作者信息

赵瑾，1965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服务: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国际社会新定位，《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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